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博士
·城镇化与全球城市化浪潮·
城镇化的时代背景、制约因素及全球性意义
对于我国的城镇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名人政要都发表过精辟的论断。其中首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曾说：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包括生物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一、中国城镇化与全球三次城市化浪潮
全球已经历过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端于欧洲，以英国为代表，伴随着工业革命，175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为20%，1850年达到50%，到195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整整历时两百年；第二次浪潮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的城市化。186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20%，到了1950年达到71%。也就是说英国花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城镇化，美国仅用了一百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南美诸国在1930年的城市化率为20%左右，到2000年也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历程。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从1978年的20%开始，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之中。（见图1）
在全球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里程碑：即《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1933年的《雅典宪章》是针对英国及欧洲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如公共卫生、瘟疫、环境污染及贫民窟等问题而提出的。但是该宪章因为过分地强调分区规划，把城市作为一个居住机器的扩大，盲目服从机动交通等，又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所以，1977年国际建协又在秘鲁的利马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该宪章的哲学内涵就是人类不仅仅只有西方文明的理性世界，还有其它文明和思维方式，世界是多样化的，应该把城市看成是有机的、流动的、复杂的空间，而不能仅仅划定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或者简单地机械分割为若干相互孤立的功能区。
我国的城镇化与全球前几次城市化浪潮相比，基本特征不尽相同（见表一）。
从城镇化的人口规模来看：第一次浪潮时为2亿左右，第二次浪潮为2.5亿，第三次浪潮达10亿左右，其中我国就达6-8亿人口。从城市化速度来看，一次比一次快。
从对外移民规模来看：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欧洲国家向美国移民总数达到5000多万，如爱尔兰人，就有一半以上移民美国。第二次浪潮时，移民数量进一步扩大。当时美国大部分国民是外来移民，这种大移民的趋势是全球城市化在美国的缩影。第三次浪潮移民规模更大，仅墨西哥一个国家就向美国移民4000万以上。这就意味着大国的城市化之路，要么是向全球掠夺资源来支撑自身的发展，要么迫于城市化对本国资源、环境带来的过大压力，通过向外移民来减轻城市化的压力。但是这些发展道路在我国都行不通，我国只能“关起门”来推进城镇化。
从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来看：第一、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时都比较低，第三次时资源类产品价格明显提高，到了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国际上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极高。美国开始推进城镇化时，原油价格只有5美元一桶，现在的油价却上涨到60美元。
从城市化的动力来看：第一次、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的动力完全靠工业化推动，第三次浪潮是工业化和全球化，而我国的城镇化同时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城镇化动力与前二次相比，更为复杂。总结历史经验，我国的城镇化除了工业化推动以外，还可以发挥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不仅要成为“世界工厂”，也要着眼于“世界办公”， 以减轻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从发展的背景来看，即从生态环境的约束程度来看：在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时，人类尚未认识到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制约，只要能住人就业，城镇就会就地铺开发展起来。当时许多新城镇都建在煤矿、铁矿、棉花产区，被称为蘑菇城，意谓城镇像蘑菇一样快速成长；第二次城镇化浪潮时，对环保的要求就提高了。此阶段应运而生的现代城市规划学基本上基于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美化三大运动。第三次城市化浪潮对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各国开始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正式在国际社会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然而到了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最近召开的G8会议，并不是研究经济问题，而是主要讨论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二、中国城镇化与非洲城市化之比较
中国城镇化与非洲城市化基本上处在同一时期，都正处于第三次城市化浪潮的进程之中，比较这两个区域的城镇化特点具有现实意义。
从城镇化速度来看：我国城镇化速度近二十年以来是以每年1-1.5%的速度增长，而非洲则是以3-5%的速度增长。
从空间的集中度来看：我国大中小城市发展基本均衡，一半以上进城人口集中在小城市和小城镇，也就是说小城市和小城镇分流了一半以上的非农劳动力。而非洲与拉美大多数国家，60-70%的人口集中在城市，有的国家甚至是85%的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现在已经达到0.43（2005年）。不少经济学家把0.4看成是社会稳定的警戒线，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了警戒线。对于这条警戒线，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如整个非洲、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非常高，且明显高于中国。美国的基尼系数与我国相似，但没出什么大问题。那为什么把0.4作为警戒线呢？我们暂且不去理论这些不同的认识，但确实要看到我国的基尼系数不仅数值较高，而且上升速率也较快，城市内部、城乡人群收入贫富差别也正在趋大。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这是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
从就业方面来看：我国人口转移与就业现在基本还是同步的，但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候鸟式的人口迁移现象，如每到春节，大批农民工返乡，春节过后，又有大批农民工回到城里工作。非洲与拉美国家，通常是人口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被大量的贫民窟所包围，造成了大量社会环境问题。
从环境污染程度来看：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以工业化来推动的，所以大部分的污染物是由于工业污染造成的。而非洲大多数国家，其工业化的基础比较薄弱，同时由于城镇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致使城市的投资环境恶化，国外投资（FDI）和民族工业裹足不前，相应的工业污染比较少，但生活污染比较严重。
从粮食安全方面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已基本能保证国民所需，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把中国不列为需要粮食援助的国家。而非洲因农业劳动力过快流失，出现了严重的饥饿问题，目前大概有两亿多非洲人处于饥饿的境况之中。
从城乡的人居环境方面来看：我国的人居环境持续好转，无论是人均住房面积、公共绿地，还是污水处理率和燃气供应率，其改善速度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而在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一些城市出现了大量贫民窟，卫生设施不足造成传染病大规模流行，80%以上城市的70%的土地被贫民窟所占领；我国的城市公共卫生、教育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而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疾病流行，拉美国家的教育退化，我国留学生很少说要到拉美去留学，那边的大学教育质量不如我国。
在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方面：我国风景区、生态保护区基本落实，但是城市和村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还比较严峻；非洲和拉美国家由于没有工业化的推动，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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